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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督抚也抵制淮盐输入，因为他们都从川盐入楚、粤盐入楚中尝到了甜头，向私盐贩子抽取的盐厘已经成了各省财政的支柱。一旦恢复淮盐引地，就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长此以往，商人也就不再运输，盐厘收入也就没了。

    　　还有，洋人倒是可以把大量淮盐运来卖，九洑洲的长毛不敢惹他们，然而这些黄头发、蓝眼睛带着坚船利炮的私盐贩子不可能向我们交税，这方面的盐厘收入几乎没有。因为不用交税，这些洋人可以将盐以极低的价格抛售，倒也不愁没人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走正规程序的中国商人可享受不到这么好的待遇。他们要交税，价格就压不下来，而盐的品质又低于川盐、粤盐，买的人很少。总而言之，安徽省在这段时期内，盐厘收入是很少的。

    　　“我们想从安徽入手解决粮饷问题，也是不现实的。”曾国藩说。

    　　曾纪泽道：“那江西怎么样，江西的厘金、漕折银一半归湘军支配，充作军饷。”

    　　曾国藩道：为了节约军饷，江西本省不养军队。如果遭遇太平军攻击，由湘军负责驱逐。然而，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我们的嫡系部队越来越多，军饷需求也日益增大，不得不突破当初的约定，向本属于江西巡抚支配的那一部分税收伸手。

    　　江西巡抚毓科、江西布政使张集馨警告曾国藩说，江西每年都入不敷出，如果不提前想办法，就会耽误军需。他要求曾国藩裁撤部分湘军，以减少军饷的供给。他还在私下里指责曾国藩，说他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一味横征暴敛，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假道学。

    　　张集馨的上述言论使曾国藩意识到，必须通过朝廷罢免毓科、张集馨两人，换上自己的人，后方才能稳固。清廷答应了曾国藩的请求，罢免了毓科、张集馨，并任命曾国藩的亲信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桓为江西布政使。

    　　曾国藩以为，换上了自己的人，江西的事就会好办起来。然而，就是沈葆桢、李桓这两左宗棠却很友好。当时，左宗棠率军进入浙江，阻挡了太平军进入江西的通道，是江西的一道天然屏障。左宗棠还多次率军进入江西剿杀太平军。曾国藩用着江西的饷银却不为江西办事，左宗棠不用江西的饷银却经常为江西打仗，这种局面使得沈葆桢终于迈出了背叛曾国藩而与左宗棠联合的第一步。

    　　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在宿松经过一段“蜜月期”后，又逐渐恶化，他们性格不合。在基本上脱离曾国藩的直接指挥，主持浙江军事之后，左宗棠越来越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曾国藩给他写的信，他经常不回。

    　　就在曾国藩为了各种事情和沈葆桢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左宗棠却和沈葆桢迅速地联合在了一起。曾国藩和沈葆桢之间的矛盾，主要因为沈葆桢不断地截留本该运往曾国藩大营的厘金。当时，在江西境内的勇丁有三万人之多，需要不少饷银才能养活，在这种情况下，沈葆桢不得不冒着被曾国藩弹劾的危险，克扣湘军的军饷。所以，江西也给不了多少钱。

    　　曾纪泽问道：“那广东呢？广东没有遭受长毛的大规模袭扰。随着粤盐不断地向湖南、江西输出，广东的经济在这个乱世当中，大力发展工商，是有钱的省份。”

    　　“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曾国藩一直想从广东筹饷，因为他觉得正是湘军在湖南、江西等地的征战，才使得太平军没有进入广东，广东的安宁才得以保住，广东理应为湘军提供军饷。1862年初，一个叫朱潮的御史上奏提出，由曾国藩主管东南军事，四川、广东等省负责供给粮饷。曾国藩立马上奏，请求朝廷派人前往广东征收厘金，专门供给湘军。

    　　“不过如果我们造反，广东、四川绝对不可能为湘军提供军饷。说实话，我们现在军饷不足，别说造反，自顾不暇。好多军营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的军饷了。”曾国藩叹了一口气道，“清君侧暂时不提了，边走边往前看吧。时势造英雄，反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好吧，那就再等等。条件不具备，我来创造条件！”曾纪泽想起了上海，上海开阜较早，商业发达，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每年关税厘金收入在五百万两白银以上，相当于中国岁入的十分之一。历史上曾国藩之所以派李鸿章组建淮军东下，就是想通过李鸿章控制上海的财政大权的便利，用以解决湘军日益严重的军饷匮乏问题。曾纪泽想，既然自己来了，就用不着李鸿章去上海了，他可以取代李鸿章。顶多，他带李鸿章去上海，不过，继续让李鸿章当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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