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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本地、力量雄厚的革命的宣传队伍。据后世披露的复兴会档案记载，在各地先后投身于革命宣传事业的有上千人人。当他们的报刊被清廷官府查封后，又重组报刊或变名出版，至于为筹集经费而毁家纾难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

    革命报刊从一开始创办，便立足于新军和小知识分子的发动，以“下等社会”为主要的宣传对象，并在军营中设立了报纸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同时还建立了严密的宣传体制。他们不仅建立了有效的宣传网络，直接将报刊发行到新军营队的分销系统。而且通过“营代表”的建制，单线秘密传送消息，这就使信息传递迅速，很少被破获。

    由于动员了众多的复兴会会员投入新军做士兵，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使象科学补习所、报刊阅览社、文学社之类的复兴会外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涉及人员之众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巨大的。

    以湖北新军为例，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同情革命的约四千人，与革命为敌的数量为三千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

    再说报业的宽松，以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苏报》案爆发后，清政府对于报人几乎就没辙了，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官府实在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呀。或是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照旧办报。

    当然，对革命宣传得太直白了也不是好策略。而只要把先进的民主思想和西方政治的特diǎn反复叙述，并诉说国家遭到的屈辱，以及官僚的贪污**，以激起民众的不满，也就达到了目的。

    革命本就会因人们的思想教育、认知水平等等有着各自的理解，有的人把革命看成改朝换代；有的人把革命当成强盛国家、振兴民族的必要手段；有的人想投机革命达到个人的目的……

    既然不可能使民众的认知达到一致，或者准确地说是达到真正革命者所要达到的思想层次，那就使大多数人对现政权不满、厌恶，认为改变将对自己有利，在坏政权有被推翻的可能时袖手旁观，或是顺手助力，革命大业的成功也就有了社会基础。

    陈文强就是有这种本事，能把看似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也能把看似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复杂化是给专业人士来干的，简单化则是要普遍大众理解或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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