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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

    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本来，这些东西，都是萌总裁开始向伊藤博文取经效法的。

    萌总裁的华国制度，一方面来自，英国，德国和现代的一些制度，一方面也来自于日本。

    但是，现在华国明显在制度方面走到了日本人的前面。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统一各藩官制，强化政府对藩的监督控制；不受门第和旧习限制，提拔人才；藩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接着又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从总体上看，主要矛盾有：

    1、开国政策与“攘夷”派之间的矛盾。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第三条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在后来的叛乱过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参与。

    2、征兵制、秩禄处分与士族生存危机。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生了严重危机。这也是西南战争的主因之一。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完成军队国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以鹿儿岛县（原萨摩藩）为例，原藩常备军共计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辎重、骑兵）119o人。而取代旧藩兵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共计常备军四个大队，兵员不过462o人，规模大大缩小。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虽然退伍回乡军士可拿到一笔遣散费，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满，明治六年的福冈士族暴动就是一例。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o-3o%（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ooo万日元，而家禄支出达18o4万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ooo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

    “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当其冲的目标。而在政府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不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其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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