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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

    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正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

    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

    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

    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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